您现在的位置是:必威体育APP > 铜陵资讯 >

安徽枞阳整建制划归铜陵尘埃落定 文化传承遇难

2020-04-17 06:37铜陵资讯 人已围观

简介王一博肖战在一起肖战王一博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公布安徽枞阳是否将从安庆划归铜陵,但新近出版的安徽省地图却已明确标示出了枞阳县的归属。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新编安徽...

  虽然官方尚未正式公布安徽枞阳是否将从安庆划归铜陵,但新近出版的安徽省地图却已明确标示出了枞阳县的归属。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新编安徽省地图册(长江三角洲地区分省地图册系列)》注意到,其目录一栏中,已明确将“枞阳县”划归为“铜陵市”一栏下属。

  该地图册内具体的安徽省行政区划图也同样显示,原属安庆下辖的枞阳县已完整划归铜陵市管辖。

  《新编安徽省地图册(长江三角洲地区分省地图册系列)》,由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ISBN国际标准书号为978-7-5572-0095-4。

  12月21日下午,山东省地图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出版社在编辑出版该地图册过程中,已拿到国务院今年10月批复的批文,批文中明确写明安徽省枞阳县由安庆市划归铜陵市。

  上述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工作人员强调,地图出版中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部分必须严格遵照国务院批文,民政部会定期给出版社下发此类文件,下发时间或早于或晚于地方公布批文具体内容的时间。并且,所有地图编辑完成后都需经过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批,因此不会存在问题。

  过去十数年来,枞阳是否划归铜陵管辖的区划之争一直存在。这一传言多年来生生不息,并在去年达到高潮。

  据澎湃新闻了解,枞阳区划之争之所以历十数年而迟迟不决,其背后除了地理、交通等经济因素和安庆、铜陵两地的政治博弈外,历史人文等文化考量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及至如今区划之争落定,划归铜陵的枞阳该如何传承其在中国历史上曾影响甚广的桐城派文化,注定又将是一个难解之问。

  从根本上说,枞阳的区划调整还是得归结到交通、地理、土地、人口等经济因素方面,也就是铜陵市面积过小、人口太少、发展腹地逐渐耗竭和安庆市面积大、人口多、对下辖县域经济带动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

  安庆和铜陵同处安徽省南部,两市在枞阳县隔江(长江)而望,而市情却大不相同。

  安庆属传统城市,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177年时间里,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省府,为全省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在区划调整之前,安庆辖桐城、枞阳、宿松等11个县市区,数量上居全省第一,并代管皖河农场。全市总面积1.53万平方公里,2013年全市户籍总人口620万人。

  1956年建市的铜陵因铜得名、以铜而兴,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为建国后新兴工业城市。区划调整之前,铜陵仅辖一县三区、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1200平方公里,人口仅74万。

  和当下中国很多区域经济版图的分化一样,安庆和铜陵,安徽南部这两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发展态势不断演变,安庆式微、铜陵坐大的格局也渐趋成型。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芜湖GDP总量首超安庆,位居安徽全省第二。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芜湖GDP年均增幅达到15.9%,而安庆则仅为12.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安徽省城市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年底发布的《皖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力研究》显示,安庆在9市排名中仅列倒数第二。

  2013年铜陵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5年来,全市生产总值由2007年的279亿元增加到610亿元,财政收入由50亿元增加到127亿元,分别增加1.2倍和1.5倍。

  2012年铜陵全市人均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83000元和17000元,是2007年的2.1倍和2.5倍。5年来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48亿元,是2007年之前历年投资总和的3.2倍。

  虽然到2013年铜陵的GDP总量仍不足安庆的一半,但其人均GDP却已超过安庆的3倍,位列安徽全省第一,甚至与上海的平均水平不相上下。

  最近两年,在新主政者的带领下,安庆各项经济指标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2014年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增幅均居全省第一),但大的竞争格局已然形成,安庆想要彻底改变并非易事:2014年安庆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仍低于铜陵0.5个百分点。

  在安庆和铜陵经济地位此消彼长的时空背景下,铜陵提出针对枞阳的区划调整要求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区划调整诉求,铜陵的作法是,由具有一定民间与学术身份的政协和智囊组织先行发声。

  枞阳地处安庆东北,与铜陵隔江相望,划自原桐城县东、南乡,1949年2月设县。全县现辖22个乡镇,面积1800平方公里,人口96万。

  2012年2月,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在该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加快我省行政区划调整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发言提到,扩大中心城市规模,铜陵、池州合并,设立铜陵市,枞阳县东部划入铜陵市,设陈瑶湖区。

  2013年11月,《陕西行政学院学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铜陵市实施跨江发展战略思考》的论文。论文作者所在单位,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共铜陵市委党校和中共铜陵市委政策研究室。

  事实上,对铜陵来说,“跨江发展”和“调整区划”基本上是一回事:“调整区划”是铜陵实现“跨江发展”的必要手段,“跨江发展”则是“调整区划”的直接目的。

  比如,在论文中,作者就铜陵跨江发展涉及的行政区划问题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其中就包括将枞阳县全部划入。

  2014年12月,由安庆市委市政府主导的“安庆市大宜城发展战略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安庆别称“宜城”)出炉,安庆提出了自己的“跨江发展”主张。

  规划将安庆定位为长江中下游新型中心城市,即长三角和长江中游互动发展的节点城市、皖鄂赣三省交界区域的中心城市、皖西南的中心城市、领衔安池铜城市组群的核心城市。安庆将携手芜马(芜湖、马鞍山)、一体铜池融入区域,并“争取更大的政策和话语权”。王一博肖战在一起肖战王一博

  规划划定,大宜城核心区范围约1820平方公里,包括安庆市辖三区、皖河农场和枞阳、怀宁两个县城所在地镇。

  一方是划入作为跨江发展腹地,另一方则是规划为大宜城核心区,枞阳究竟当何去何从?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安庆和铜陵两市市委书记分别向澎湃新闻解释了两地针对枞阳发展方向的不同规划。

  两地市委书记同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行政区划调整是有必要的。但作为地方党委书记,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让百姓受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表示,“不划要发展,划也要发展。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地方怎么发展。”

  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也明确表示,区划的调整,必须遵循生产力布局和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的原则。不管枞阳在安庆还是划到别的地方,它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环境保护都会得到“高度重视”,“我和虞书记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距离全国两会结束半年多时间后,随着国务院的一纸批复,争议十数年的枞阳区划之争也尘埃落定,但宋国权所提及的文化传承问题却可能才刚刚开始。

  枞阳仅一县的区划调整之所以会带来文化传承问题,只因这里曾是有清一代最大的学术流派桐城派的故土。

  据《枞阳县志(1978—2002)》载,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滥觞于明代中晚期,崛起于清代康雍,鼎盛于乾嘉,衰落于民国初年,几与清王朝相始终,前后延续200余年,先后涌现出作家千余人(含皈依或师从桐城文派的非桐城籍人)。

  该县志称,桐城文派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创建系统完整的散文理论。在长达200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就流派而言,其持续时间之长,作家人数之多,流衍区域之广,影响规模之大,声势渲染之赫,实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

  该县志还指出,桐城文派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原桐城县东南乡人(今属枞阳县域),后人把方、刘、姚尊为桐城文派“三祖”。

  桐城位于安徽中部腹地,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明的发祥地和集中地。春秋时期称桐国,唐至德二年(757)正式建县,1996年撤县设市(县级市),隶属安庆。

  明清时的桐城县境,为今桐城市和枞阳县之域。今枞阳县域是古桐城县的东南乡,为桐城文派的发源地。

  解放后,枞阳县从原桐城县分立。枞阳文化界人士认为,历史上的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枞阳人。后因区划调整,桐城、枞阳两地分立,造成了目前桐城派人物与桐城市地域名不副实的局面。

  数十年来,桐城文派在宣传上几乎为桐城所“独占”。桐城市政府官网上,“桐城派故里,黄梅戏之乡”的宣传语十分醒目,其还自称“中国文都”。

  枞阳县史志办方志室原主任陈松郭认为,“虽说桐城这种宣传不太符合实际,但毕竟历史上曾共为一县,现在也同属安庆,而大部分桐城派代表人物也确实在那边待过,所以还是可以接受的。”

  枞阳县史志办原主任胡中付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指出,枞阳出人,桐城出名虽说不公平,但毕竟还同在安庆境内,还是一家。划到铜陵后,桐城派文化不就被彻底割裂了吗?”

  胡中付和陈松郭两人担忧的是,枞阳与铜陵合并后,两地的文化融合可能会面临不少问题,这一观点在枞阳本地及原籍人士中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胡中付认为,枞阳和铜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铜陵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属于工业文化、青铜文化;而枞阳是传统的农耕文化、桐城派文化,两地差别巨大。

  在枞阳当地的一些主要网络论坛中,甚至有网友呼吁,枞阳和桐城是桐城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应该还原“大桐城”,升格桐城为地级市,呼应合肥经济圈发展。

  枞阳之所以如此认同桐城派,很大程度上缘于其明清两代不可割裂和血泪凝结的根脉传承。

  有清一代,桐城文派“天下高文归一县”的殊荣为历朝所罕见。但在此之前,桐城士大夫所遭受的血泪劫难,却也堪称历代所鲜有。

  这些劫难背后的主人公,其才其学,其行其德,其气节其风骨,今人读之思之仍不免泪湿衣襟,击节称叹。

  在这为数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左光斗、方以智和戴名世的事迹,又属其中最令人动容者。

  此三者的共同点是,均因政治原因不为其世所容,并最终被当权者斩杀(方以智逝于押解途中)。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一字共之,号浮丘,明安庆桐城(今属枞阳)人,著名水利专家,东林党主要成员,累官至左佥都御史,万历“六君子”之一。

  左光斗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中书舍人,擢迁御史,奉命办理屯田事务,在北方大兴水利,垦水田,种水稻。天启三年(1623)擢大理少卿,次年拜左佥都御史。

  左光斗因与杨涟疏劾大宦官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又草奏弹劾其三十二斩罪,于天启五年被魏忠贤构陷下诏狱,酷刑拷讯致死。

  左光斗秉性爽直,少时好读节义传记,后精研程朱之学。他洞悉世态炎凉,为人不易,故名其桐城县城住宅为“啖椒堂”,被捕时家乡父老头顶明镜,手端清水,拥马首嚎哭,“缇骑亦为之涕零”。著有《易说》《左光斗奏疏》《左忠毅公文集》等。

  明天启朝阉宦集团的代表是魏忠贤,士大夫集团的代表是东林党人。在这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宦官集团占了上风,最终酿成万历“六君子惨案”。

  “六君子”为东林党代表人物,即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等六人。

  左光斗虽死,但其门生史可法却在明末抗清战争中一柱擎天。虽不足以支撑腐朽不堪的大明江山,但其以身殉国的壮怀之举,也足以彪炳青史,告慰恩师。

  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形象描述了史可法潜入东厂监狱,涉险探望左光斗一事。

  “(左光斗)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眥,目光如炬,怒日: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及至崇祯朝(1627—1644),魏忠贤集团覆灭,东林党一度东山再起,“六君子案”也平反昭雪,左光斗被追赠太子少保,谥忠毅,建专祠。

  逝于明亡前的左光斗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他不用亲历明清鼎革之变中山河凋零、生灵涂炭的悲戚惨剧,而这一幕却恰又成了方以智终其一生也无法逃脱的宿命。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法号弘智,字无可,号药地,桐城(今枞阳)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画家、哲学家、科学家,“明季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9岁能文,15岁博览经、史、子、集,20岁著书数万言。以文会友,与陈贞慧、侯方域、冒襄等交往密切,议政论文,是为著名的“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可出入禁廷,尽阅内府文献典籍,常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讨论医学、天文等科学。

  明亡后,方以智出家为僧,法名弘智,发愤著述致力于思想救世的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康熙十年(1671)三月,因“粤难”被捕,十月,于押解途中逝于江西万安惶恐滩。

  方以智在哲学、文学、书画、音韵、天文、地理、律学、医药、物理等方面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物理)、社会科学(宰学)、哲学(物之至理)三大类。著有《通雅》《正叶》《切韵源流》《物理小识》等50多种、百万余言的传世之作。

  方以智是一位深具传奇和悲壮色彩的桐城历史人物,其短短60年的人生,却被他同时演绎出格物学者、秦淮浪子、前朝遗老、隐逸高僧甚至是洪门领袖等重重角色。

  学界人士多视方以智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其成就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上,更多的拓荒性贡献却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科学界的说法是,方以智的分光实验比牛顿要早30年,他还曾与利玛窦讨论过地日中心距离,纠正过利玛窦的讹误。他在《物理小识》中甚至说到了茶树的扦插技术,被认为是关于茶树无性繁殖的最早记载;他的《切韵声源》被推为提倡汉语拼音化的最早著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桐城当代作家白梦却用一个“逃”字来概括他的一生。

  方以智的第一逃为“流寓南京”,发生在崇祯七年至十二年(1634—1639),其时方以智24至29岁。

  因本邑桐城发生农民暴动,时局动荡,方以智被迫迁家南京。这一时期,他往来于桐城、南京、湖北等地,时而帮助桐城官兵守城,时而奔赴其父在湖北的部队与张献忠农民军作战,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南京主盟复社,臧否政治,探求兴国之道。而在抱负不能施展之时,他也会“逃到”秦淮河的画舫上去,求醉于温柔乡中,算是暂时纾解一下内心的憋屈和困顿。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作为明朝旧臣被逮下狱,后趁机逃脱,一路南下。南明永历皇帝屡次三番下诏征他,甚至拜他为东阁大学士,但已看透朱明王朝颓朽之势的方以智均坚辞不受,在云贵湖广、湘西岭南一带到处躲逃。

  直至清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兵打到广西,方以智再度被捕。彼时他已经落发着了僧袍。为逼他归顺,替新朝效力,清帅马蛟麟左置冠服,右架刀剑,令其从中择一。方以智慨然向右,口占一谒:“百折不回横一剑,岂畏刀枪重煅炼。狮子尊者肯施头,仲连焉可错射箭。”他“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的豪迈意气让马蛟麟为之折服,竟不忍杀之,任他出家为僧,只是相约不仕新朝,但也不得再为旧朝效力。

  然而,在其出家为僧20年后,康熙十年(1671),以“粤难作”为由,方以智再度遭到抓捕,并由江西庐陵押往岭南受审。十月七日夜间,船泊万安惶恐滩,忽然风雨大作,方以智逝世。

  方以智的突然离世一直是学界之谜。目前为止,史学界未能找到“粤难”出处,更遑论考证其真相,方以智的故去也因之被演绎为多个版本。

  这些版本中,一个堪称大胆离奇的推论是:方以智是洪门领袖,反清复明地下组织天地会的创始人。

  而一个与洪门有关的巧合则是,方以智生于辛亥,卒于辛亥,洪门最后的革命也成于辛亥(1911)。

  戴名世(1653—1713),清桐城人,散文家,字田有,号南山、夏庵等,康熙进士,曾任教习、知县、翰林院编修。

  戴名世少年才思敏捷,尤留心明代史事,纲罗放失,访明季遗老,考求史实。1702年刊行《南山集》,其中多收录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抗清之事。57岁中进士,三年后被参劾,以“大逆”罪被杀,为清初著名文字狱之一。

  散文方面,戴名世提出了“精”、“气”、“神”三主张,认为作文应“率其自然”,“修辞立其诚”,不仅要有变化,还应有“独知”。后人多推其为桐城派开山祖之一。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参劾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叼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版。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

  赵申乔上疏引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南山集》狱案,被诛戮者甚多。康熙帝御批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同妻、子充发黑龙江。该案应斩绞及为奴流徙人犯俱从宽免罪,著入旗。

  客观而论,戴名世并无反清之意,只是他在《南山集》中提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触犯了时忌。

  是案发生后,清政府对《南山集》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剿。第一次是在“南山集案”发生后,第二次是《四库全书》编撰时期。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谕旨各省督抚,“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这是清政府对学术著作的一次大规模清点,凡是有诋毁清朝之义的书籍被系统收缴销毁,戴名世的《南山集》自然也不例外。

  法国当代汉学家戴廷杰所撰《戴名世年谱》认为,清廷为戴氏定罪下狱,在《南山集》中查出有悖逆之语的主要是六篇文章,分别为:《与余生书》《赠许亦士序》《送释钟山序》《送刘继庄还洞庭序》《赠刘言洁序》和《朱翁诗序》。

  桐城派晚期大家马其昶的《戴南山先生传》一文指出,戴名世“学长于史,喜考求明季逸事,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余读其文,悲其有史才而不自韬晦爱重以成其志也。”

  可以说,戴名世的愤世嫉俗、遗民心态,及其籍一人之力为晚明作史鉴的夙愿,为其招来杀身之祸。

  史学界人士认为,《南山集》案发,在一代史学巨星陨落的同时,清政府高压滥杀的文字狱政策,也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文史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解放受到极大压制,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也许是因为物至极则必反,在先贤们付出血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后,桐城文士迎来了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桐城成派,并涌现出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祖大家。

  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桐城派古文运动滥觞于雍正朝内阁学士、乾隆朝礼部侍郎方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

  方苞幼聪颖,六岁即能背诵诸经,24岁至北京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声誉鹊起,被称为“江东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他的文章是“韩欧复出”。32岁举乡试第一,39岁中贡士,以母病告归,未应殿试。

  因与同乡戴名世交往甚密,又曾为《南山集偶钞》作序,方苞被株连下狱,定为死罪,后经康熙重臣李光地多方营救,方免死出狱。康熙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授左中允,次年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升内阁学士,充《一统志》总裁。乾隆时授礼部侍郎,先后为《皇清文颖》《三礼义疏》副总裁,“经史馆”总裁。75岁告老还乡。

  方苞治学尊崇宋儒程朱之说,治经求其义理于空曲交会之中。他将道统和文统结合起来,首创“义法”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其著作总名《方望溪全集》,其中《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辕马说》《田间先生墓表》等都是传世之作。

  刘大櫆(1698—1780),清桐城人。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遂“退而强学栖迟山陇间”。刘大櫆好工文辞,以才气著称。其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

  刘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雍正四年(1726),刘大櫆初至京师,年富才盛,文动京师。方苞得其文,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

  乾隆六年(1741),刘大櫆由方苞举荐应博学鸿词科,却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刘大櫆为同邑,深为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60岁后为安徽黟县教谕,数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默抑以终。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代表作有《答吴殿麟书》及《论文偶记》等篇章。

  桐城派发展到乾嘉时期,刘大櫆门生姚鼐学冠群贤,学界视其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姚鼐(1731—1815),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安徽省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40余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40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

  姚鼐幼即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授庶吉士。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四库全书》成,44岁的姚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其弟子门生遍及南方诸省。其中声名显赫者如本邑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等。这些门生多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

  姚鼐的开馆授徒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师刘大櫆的启示。刘大櫆最终未能在官场争得一官半职,但却教授出一大批高足弟子。他的弟子在全国各地为官,也就将其文风文脉播洒至四面八方,桐城派的影响逐渐坐大。刘大櫆80大寿时,各地弟子纷纷来贺,一时间冠盖云集,雅士满座,其情其景堪与战国时期的邹鲁稷下学宫相媲美。

  也是在此次寿筵上,姚鼐所作《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成为宣告桐城成“派”的点睛之笔。

  该文声言:“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

  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同乡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

  有清一代,桐城派雄霸文坛200余载,拥有作家1200余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影响力跨越桐城江南,遍及全国,连晚清一代重臣、学界领袖曾国藩也“膺服于”桐城,其余声至今仍回响不绝。

  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公历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后归葬桐城杨树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虽然“天下高文归一县”的辉煌于桐城和枞阳而言已成过去,但百年根脉犹在,传承至现当代的桐城派也并没有完全沉寂。

  培养这些人物的一个重要平台,就是桐城派晚期大师吴汝纶于1902年创办的安徽省桐城中学。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桐城(今属枞阳县)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中国近代功不可没的教育家。严复曾撰联吊唁吴汝纶曰:“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

  吴汝纶为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重其才,留佐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的手笔。在先后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后,吴汝纶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被清廷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吴汝纶自请赴日本考察学制,编成《东游丛录》一书,为中国最早介绍日本的专著。

  吴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他竭力支持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为其翻译的《天演论》作序。他博学多才,著有《易说》2卷、《校定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1卷、《文集》4卷、《诗集》1卷、《尺牍》7卷、《深州风土记》22卷、《东游丛录》4卷。

  日本考察结束后,吴汝纶返归原籍,借安徽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其亲笔题写的“勉成国器”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此后一直是桐城中学的校训。

  桐城中学1958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首批重点中学,1999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示范高中。学校现有高中教学班58个,在职教职工180人,在校学生4000余人。

  建校百年来,桐城中学的杰出校友主要包括:原中顾委常委、文化部原部长黄镇,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农工首任主席章伯钧,北平市首任市长何其巩,当代美学宗师朱光潜,两院院士孙德和、慈云桂、陆大道、程和平、吴曼青、杨善林,哲学家方东美,古文论家马茂元,著名作家方令孺、叶丁易、舒芜,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书记储波,解放军少将曹新国、张国威、程尚武等。

  划归铜陵之前,枞阳和桐城就已在名人归属方面展开了竞争:桐城中学立有黄镇纪念碑,而枞阳县城也建有黄镇图书馆。

  多位枞阳籍人士向澎湃新闻指出,随着时代发展,行政区划调整有其必要性,但也不能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区划调整对文化传承的负面影响应受到足够重视。”

  而面对此次划归铜陵,上述枞阳籍人士却也已经分不清楚,桐城派文化对他们来说究竟是历史的财富还是融合的障碍?

Tags:

本栏推荐

标签云

站点信息

  • 文章统计2932篇文章
  • 标签管理标签云
  • 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